1962年，我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记得当年我的文化课考得不错，加上美术成绩优异，成功地被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和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专业同时录取。然而，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年一场洪水冲断了浙赣铁路线，也冲断了我前去求学的梦想。于是，我带着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陶院这方热土，开始在美术系学习雕塑。没想到从那以后，我便和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就读大学本科到一起经历“文革”，从复校任教到见证陶院的快速发展，我将自己的大半个人生都献给了这座精致的陶瓷艺术殿堂。
    1962年的陶院，规模远不及现在。那时，美术系只有陶瓷彩绘和雕塑两个专业，我所在的雕塑专业只有了位同学，陶瓷彩绘专业有15位同学，整个美术系四个年级的学生加一起也不超过100个人。当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我们的学习以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是极其艰苦的。粮油方面，每人每月大概只有30斤粮食和半斤食用油的供应。记得有一次外出写生，一个红薯作为我一天的粮食。除了生活物质方面的艰苦之外，在精神方面我们也是备受压力。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处在封闭时期，图书资源十分匮乏，想找一本书、看一本书都非常困难，我们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苏联李林洪，教授，1966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荚术系。1978后回校任教。的一些书籍。条件虽艰苦，但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认真的学习态度以及不怕吃苦的精神都是现今学生难以企及的。白天，我们在老师的教导下认真学习；晚上，大家都会聚在教室里自习。同学之间的友谊特别真诚，大家都在为学好专业而努力，互相促进与交流，从不互相攀比。艰苦的校园生活锤炼了我们的意志，正所谓苦难就是财富，每一次苦难都是对人的一次考验，一次历练。—个领晤过人生艰辛的人，才会倍加珍惜现有的生活。没有经历那么多苦难的洗礼，我也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1966年，我大学本科毕业。不久，学校也因“文革”而停办。1977年复校时，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匮乏，校领导希望我们这些老校友能够回来支持学校建设。感恩于对陶院母校的栽培，1978年，我义无反顾地回到陶院任教。
    当真正站上三尺讲台的时候，我才发现做一名教师并非那么简单。复校初期的学生都是经过“文革”洗礼的，他们在“文革”期间经过很多磨练，也接角挝很多实际的操作，应该说专业基础非常扎实，学习经验也很丰富，这也让我们当教师的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上午上课后，下午、晚上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充分备课，否则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从教几十年，我把教师这个职业比作教练，一位好老师就像是一名优秀的教练。尤其是像我们从事艺术教学的，需要的是手把手的教育方式，像师父带徒弟式地将自己所学教给学生，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到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学会动手操作。同时老师还要懂得因材施教，每个学生的基础、知识面和艺术感悟都不同，我们要注意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当年陶院走出去的学生之所以能那么抢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都特别强，很多陶院的学生毕业后都走进中央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高校任教，社会上一时产生了“陶院现象”。
   从1978年开始回母校教书，到2004年我带完最后一届研究生，我才依依不舍地走下那奋斗了二十六载春秋的三尺讲台。
    回顾自己在陶瓷学院度过的这大半生，自己感触颇多。我多次拿现在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相比较，如今的科技发达，学生可接收的信息资源不可同日而语，但要引导他们充分利用好这些丰富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用来娱乐。在大众教育下，同学们千万不要因为一张文凭去求学读书，而是要真正获得与学位相符的知识和能力。年轻人最怕的就是虚荣和浮躁，做学问就如同做人一样，一定要实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对于学艺术的同学，我想说的是：艺术是技术和思想的结合，在学好技术的同时，思维的培养更不可懈怠。希望同学们不要过度借助电脑，要经常动脑筋思考、琢磨，形成独特的、有创意的构思。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局限于一个画种，要尽可能地拓展知识面。
  半个世纪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岁月，我有幸成为一名“陶院人”。在陶院三十年的学习、工作、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祝愿母校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