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收藏，承襲自宋、元、明三朝宮廷，再加上清朝的收集，文物極為豐盛。中華民國成立，一直留住在紫禁城北部的內廷中。民國三年（1914）政府在紫禁城南部的外廷設立古物陳列所，並將前清熱河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的文物撥交該所。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直到民國十三年（1924）馮玉祥進駐北京，由於馮氏一向反對清室，乃命溥儀遷出紫禁城，設置「清室善後委員會」，聘任李煜瀛（石曾）為委員長。馮玉祥說：「此次到京，自愧未作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真可以告訴天下後世的人，而無慚愧的。」溥儀留住紫禁城期間，流失文物難以數計，馮玉祥的「逼宮」行動，使得文物不致繼續流失，其功不可沒。 次年（1925）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同時展開展覽；其下分轄古物、圖書兩館，圖書館又分圖書、文獻兩部。十七年（1928）六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命易培基接管故宮。十月公佈「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故宮正式成為國民政府之下的一個機構，院下分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
 易培基任內，持續原有的查點文物及編目工作，加強文物展覽；同時進行刊物和專書的出版。到了民國二十五年（1936），出版品已多達數百種，這是故宮在中國大陸的黃金時代。

 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北方局勢動盪，國民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南運上海的文物共分五批，總計運出13,491箱，同時也附帶運出了分藏於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6,066箱。二十三年（1934），政府任命馬衡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二十四年（1935），故宮挑選精品，連同古物陳列所的文物，前往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故宮又將存放上海的文物運至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存放。
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爆發，故宮將八十隻鐵箱文物精品用輪船運往武漢，轉長沙、貴陽、安順，最後運往四川巴縣，這是一路。
其次上海戰事失利，南京故宮同仁搶運出文物16,000餘箱，包括古物研究所和頤和園的，分別由水陸兩路撤離。水路首先經由長江運到漢口，接著運往宜昌，抵達重慶南北兩岸的倉庫，後又西運樂山。陸運撤離的文物用火車載運北上，再轉隴海路西行，運抵陜西寶雞，又用卡車運往南鄭、褒城，最後抵達峨嵋。抗戰期間，故宮疏運到後方的文物因仍存放箱中，所以主要業務著重在維護，但其間仍展出五次，其中一次是前往蘇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另一根源，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延聘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長傅斯年兼主任，下設自然、人文、工藝三館。次年李濟接任籌備處主任。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中博籌備處的文物箱件也水運西遷，首先運抵重慶。二十八年（1939）以後，又分別運往昆明、樂山，最後運抵四川南溪。戰亂中，中博籌備處仍進行對川康民族、舊式手工業、西北史地、彭山漢墓等考察和發掘的工作，成績卓著。
    民國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投降；故宮先後將巴縣、峨嵋、樂山三地的文物集中到重慶，然後再運抵南京。中博籌備處的文物也全部運回南京，政府將古物陳列所撤銷，該所南遷的文物撥交中博籌備處。

三十七年（1948）秋，國共戰爭形勢逆轉，故宮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博籌備處決定挑選文物精品運往台灣。該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軍載運駛離南京，抵達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軍載運。故宮運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遷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頗多精品。中博籌備處運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運台圖書文物，政府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聯管處將文物遷往台中縣霧峰鄉北溝新建的山邊庫房存放，又開鑿防空山洞。聯管處時期，進行對文物的抽查、清點；接著從事整理編目，先後編印了多種書籍，並有小型陳列室對外開放參觀。其間也曾挑選精品前往美國，先後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五處展出，先後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五處展出，也參加過紐約「世界博覽會」。
 由於北溝場地有限，交通不便，無法發揮博物館應有的功能，因而決定遷建新館；院址選定在台北近郊的外雙溪。五十四年（1965）新館興建完成，行政院頒佈「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臨時組織條例規程」，任命蔣復璁為院長。新館館舍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以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故宮遷來台北之後，陸續擴建數次，陳列空間逐漸擴大。五十七年（1968），又將圖書文獻從書畫組中劃分出來，使典藏文物單位由原來的古物、書畫兩組擴編為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處。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獻處之下增設圖書館。其業務略舉大端：如對文物重新點檢、整理，詳細登錄；並且與其他機構進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協助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增設中國藝術史組，這是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的前身。該組作育出許多藝術史研究人才，部分並在故宮任職。六十七年（1978），與國史館合作校注《清史稿》，後由國史館整理增訂出版為《清史稿校注》。故宮也展開編輯和研究的工作，先後出版了多種期刊、專書、目錄，以及書畫、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獻等書冊和裱裝畫軸、手卷等。故宮積極選派人員出國培訓、考察，及參與國際學術性活動。主辦數次國際性學術討論會，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國古畫討論會」；挑選精品出國參展，在日本大阪的「萬國博覽會」和韓國漢城的「中國展覽會」，均大獲佳評。

★★★部分瓷器品★★★ 

明晚期嬌黃錐拱獸面紋鼎   

 高 16.8公分，口徑 13.3公分  

 圓鼎式爐身，口沿飾雙立耳，底接管狀三足，足壁飾泥條。通體罩施嬌黃色釉，釉質透亮，側視微現五彩光澤。爐身前後兩面劃獸面紋，間飾以金錢紋和朵花，底刻「周丹泉造」四字楷款，為本院典藏唯一刻有周丹泉款識的作品。周丹泉活躍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善仿古瓷，能以奇木造器，同時匠心獨具也能疊石造園。據說嘉靖末年，周丹泉曾仿作一件定窯鼎爐，引起收藏界的騷動。據《韻石齋筆談》的記載，仿造之前，周丹泉先「以手度者再」，再以「片楮」摹花紋，燒造出來的成品竟與原作無纖毫差別。讓藏家唐鶴徵嘆服之餘，以「四十金」作為代價，買下偽作，作為收藏的「副本」。足見周丹泉技妙入神及其影響的層面。

清康熙寶石紅觀音尊 高 25.6公分，口徑 7.3公分，足徑 11.1公分  

 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撫郎廷極奉派前往景德鎮御窯廠管理燒造事宜，生產的瓷器中有一種遙仿自宣德的紅釉器，色澤鮮豔，特別引人注目。因是郎廷極監造之下的產物，所以稱為「郎窯紅」。此瓶形制和觀音手持之淨瓶相似，故又有觀音尊之稱。瓶口不規則的脫釉，則是郎窯紅作品的典型風格。

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 

通蓋高19.2公分，口徑長16.1公分，口徑寬11.2公分，足徑7.6公分，深16.6公分，重880公克  

壺口沿呈三階漸高邊，形似僧伽帽，故名。尖流，扁把，把兩端刻如意形飾，一端貼於腹間，一端貼於帽沿並有突棱豎起與口沿平立。直頸，碩腹，圈足，附寶珠鈕蓋，蓋面三層呈傘狀，一邊有繫孔，一邊凸出與流口密合。器外通體施紅釉，釉色鮮紅並帶類似橘皮上的針孔氣泡眼，口、足、帽沿邊等出筋處，呈現白邊，內部及底白釉泛青。胎骨勻細，圈足露胎，細膩潔白，間帶鐵質斑點。器無款，底刻乾隆御製詩：「宣德年中製，大和齋裡藏。撫摩欽手澤，吟詠識心傷。潤透硃砂釉，盛宜沆瀣漿。如云僧帽式，真幻定誰常。」「乾隆乙未仲春御題」鈐印二：「古香」「太璞」。另僧帽壺座上亦刻有「雍邸清玩」款識，可見其受雍正、乾隆兩位皇帝的賞愛。宣德寶石紅為世所稱，口、足或轉折棱邊常見留一道「燈草邊」白邊，為紅釉普見現象。寶石紅僧帽壺，深受清宮帝后喜愛，清佚名畫「胤禛妃行樂圖」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櫃格上即置有寶石紅僧帽壺，與其他青銅器、汝官窯等器陳列一起，其珍貴可想而知。

清乾隆茶葉末六聯瓶 

高 24.2公分  

此品造形奇特，分別由五隻相同尺寸、形制的瓶子環繞著中央的主瓶，共同構成一件獨立完整的作品。其實經由透視，得知瓶肩以下六瓶的器身彼此相連，肩部以上的細長頸則隻隻分開。特別是周邊的五管長度齊平，而中間的主瓶長度稍長，正好強調它是由六隻瓶子所組成的一件作品。瓶頸的外壁各出現一周細稜，器身無紋，表面罩施茶葉末釉，濃釉積聚處顏色較深，釉薄處呈現黃綠的色澤，底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傳世的雍正官窯已經出現像雙連瓶、四連罐等由多件瓶子共同組合完成的作品，至乾隆時期，御窯廠再加以發揮，盡力燒造「雙管瓶」、「三級瓶」、「四喜瓶」、「五岳瓶」、「六孔瓶」和「七孔花插」等同時融合技術與想像為一器的新瓶式。透視六連瓶的構造，發現其組合相當別緻。即六聯瓶中間的主瓶瓶身從上而下分別開挖出五個穿孔，每一個穿孔又各與周邊環繞的五瓶相通。因此，六聯瓶雖然由六隻瓶子所組成，其實瓶身卻彼此相連、互通。最難得的是周邊的五隻瓶子，大小近乎相等，於黏貼過程又必須對準主瓶的穿孔，由此可見乾隆官窯悉心照顧細節的特色。

清雍正琺瑯彩山水碗 

高 6.9公分，口徑 14.9公分  

相較於康熙時期的琺瑯彩瓷，雍正官窯的作品，逐漸往視器面如同畫面的方向發展，此時彩色底釉漸為白釉所取代，畫琺瑯人彷彿在素白的紙或絹上作畫，無論是由宮廷畫家親自執筆畫圖，或者只是提供畫稿讓畫匠來依稿繪製，在追模文人書畫雅趣的訴求下，琺瑯彩瓷的圖繪愈發精緻細膩，完全以比照院畫水平為能事。此品侈口窄唇，弧形深壁，矮圈足。薄胎白釉，弧形碗壁一面彩畫藍料山水，畫中山崖石壁上由細筆描繪出來的線條，為表現陰陽向背所暈染出來濃淡色澤，與凝聚於山頭的苔點，以及溪旁的林樹、舟渚、茅屋等無不精細入微，大有提供觀賞遊覽之功能。另一面以墨書題寫：「一江綠水浮嵐影，兩岸青山夾翠濤」，題句前後並以红料描畫「壽如」、「山高」、「水長」三印。底素白，中心以藍料書「雍正年製」，四字宋體款。

清乾隆粉紅錦地番蓮碗

高 7.6公分，口徑 15.9公分，足徑 6.9公分  

此碗侈口、深弧壁、矮圈足，外壁施淺粉紅色底釉，其上再錐劃蔓草及回紋。粉紅釉彩之上，又以各色彩料畫出纏枝番蓮花，近口緣加飾一圈藍料回紋，碗心彩畫秋葵花一簇，器底以藍料書「乾隆年製」四字楷款。整件作品壁薄如紙，繁花似錦，敷彩淡雅，線條清晰，不失為乾隆官窯的代表作。乾隆官窯善於製作繁密的瓷繪，如「粉彩花卉瓶」已極致地表現出琳瑯滿目的花朵。相較於「粉彩花卉瓶」，此件作品似乎更為考究，淺粉紅底釉遠看似一層薄的素色底釉，近觀才發現釉面已先以針狀工具逐次剔除底釉，營造出錦地紋。再於織錦的底紋上彩畫各種花卉，表現出錦上添花的多層次裝飾風格。依據造辦處檔案的記載，御窯廠曾燒造綠地、黃地、白地、紅地、月白地「錦上添花」的瓷胎琺瑯，此此可見錦上添花紋飾流行於乾隆朝的情形。

清乾隆粉彩開光花鳥雙連瓶  

高 20公分，最寬 8.2公分，口徑 4.2公分，底徑 5.9*2.8公分  

瓶作扁圓形，為凸顯別出新裁的造型，兩隻扁圓瓶以前後錯開但腹部相連的形制出現。口作唇邊向內斂收，短頸、長方形矮足，胎骨厚重，瓶面滿飾藍、紫錦地圖案，錦地之上再彩畫各式纏枝花卉。雙連瓶腹部中心兩面開光，分畫梅花、喜鵲及水仙、鵪鶉，由於兩器相連，故前後兩面的開光，皆因交錯之故而各出現圓形與半圓形的作法，此變化亦與藍、紫兩色釉彩的交叉出現共同形成有趣的對應與變化。器內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雙連瓶的形制，已見於乾隆之前的官窯和民窯。乾隆官窯為表現其卓越的承造能力，故於前人的基礎上無不儘力燒造「雙管瓶」、「三級瓶」、「四喜瓶」、「五岳瓶」、「六孔瓶」和「七孔花插」等，同時足以展現技術與想像的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