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讲坛》这个文化红人的大熔炉里，通过马未都，文物的身份在蒸蒸日上的拍卖高价上又多了一种从遥远的历史款款而来的雍容。马未都的文物收藏似乎成了他的慧眼和对文物持严肃态度的凿实物证，不到30年，他收集到了在常态下需几代人慢慢淘选的收藏量，其数量和质量不仅撑得起《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还撑起了一个博物馆。

　　讲座是否热播，衡量的方法之一是看是否有衍生的图书出版。马未都的讲座手稿《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并有事先张扬开来的现场签售活动。签售活动之前，也就是大规模的新书宣传之前，已经开始加印。显然，在“盛世收藏”的热潮中，马未都俨然收藏界传奇人物一位。

　　但是追溯他收藏的起点，成就他这位收藏大家的个人传奇中，更让人唏嘘的其实是一句最市井的历史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马未都的收藏起于文物在中国社会几无踪迹的时候，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文物身份完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心理上的双重改造。在背弃的社会评价中，它的身份变得矛盾、模糊，自我否定，它的命运处在一种畸形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中。80年代初开始收藏的马未都们其实是享用了过去长期文化破坏的恶果，他们在10年内以抄底的低价买进，得以成就批量收藏。他们的辉煌成功彰显了一种价值的回归，但对比相对命运坎坷的前一代，这种平地崛起的成功也许又显得那样不公正。但历史总归是历史，文物无言，它的功能不是解释，而是昭示。如果说近30年文物被裹挟在升值的交响中，那么前30年的命运则绝不仅是叹息与唏嘘所能概括。

　　A、马未都：收藏有诈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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